张守宪：跋山涉水四十载 为革命忠魂树碑立传
来源: 马克思主义学院
作者: 王淑娟
发布日期: 2021-05-07
年均1300学时教学任务、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600多位老同志和党史工作者、46位革命烈士、121篇被国家各级媒体采用的党史文章……一连串数字的背后，是我校老一辈党史研究专家张守宪同志的艰辛付出。他用四十载光阴跋山涉水，呕心沥血为革命忠魂刻下一座又一座永不磨灭的纪念碑，无意间，他自己的名字也被镌刻在了上面。
1984年，张守宪（左一）采访张仲实
张守宪先后主编《陕西近现代名人录》《魏野畴（传略•回忆•遗文）》等著作5部，独立或与他人合作撰写刘志丹、李子洲、张汉民等46位革命烈士和29位重要历史人物传记，是国家《中共党史人物传》1-55卷撰稿最多的作者，被评为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优秀组织、编辑工作者，研究成果曾获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优秀成果奖，陕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
跋山涉水：为英雄追根溯源，为历史溯本清源
1982年，张守宪（左一）采访师哲
1955年，作为农民的儿子，18岁的张守宪离开河南老家来到西北农学院求学。毕业留校后，他迅速完成了从学生到老师的身份转变，并于1963年前往中国人民大学进修中共党史。1979年，怀着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比崇敬的心情，张守宪积极响应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号召，自发组织起陕西省第一个、全国高校第一个革命烈士传编写小组，同年9月底写出何挺颖、魏野畴、李子洲等12位烈士的传记。从此，波澜壮阔的党史编纂生涯便一往无前地延展开来。
党史研究最基本、最重要的要求就是还原历史真相。张守宪始终坚守唯物史观，不唯书、不唯上，存真求实，秉笔直书，他一直告诫身边的同事“历史不是捏橡皮泥，谁想咋捏就咋捏”。因为一个党史问题，他曾和同事唇枪舌战，以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与之有理有据地辩论，最终维护了历史真相。
人们印象中的张守宪，身材不高，皮肤较黑，留着“一边倒”的自来卷，一身皱巴巴的衣服、一双军用鞋，张口带着浓重安徽口音的河南话。就是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人，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的精神在茫茫史海中一点一滴慢慢淘金。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没有互联网、手机等先进的通讯设备，更没有动车、高铁等便捷的交通设施，张守宪乘坐过闷罐车、马车、架子车等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无数次在各种恶劣的天气中出发，打着赤脚、扛着自行车在泥泞的乡间小道昼夜赶路。同时也练就了思维快、写字快、走路快的专长。正是因为有了张守宪风餐露宿、风尘仆仆的奔波搜寻，从一个个老乡的口中、从一本又一本蒙尘的资料和档案里，刘志丹、廖乾五等革命烈士的事迹才以今天大家熟知的内容呈现在众人眼前。
史料搜集需要技巧，尤其是在采访各类群体的时候，访问技术更为关键。每次采访前，张守宪总要花费很多心思，结合当时的革命形势、历史背景，尽量从被访者的亲身经历切入，最大程度地激起被访者脑海里最鲜活的记忆。因此，他的采访从来都不是机械僵化的，而是完全地自如交谈，带有了明显的“张氏风格”，也正因为如此，好多史料信息只有他才能获取，常年累月的积累，让他成了陕西党史界人尽皆知的“党史通”。
党史研究耗时长、见效慢，需要强大的毅力与决心。没有毅力，就无法挖掘到沉睡中的史料；没有决心，就无法经受住研究经费匮乏下的清苦生活。在搜集廖乾五史料信息时，张守宪带着研究室的同志们历经12年，踏遍7个省，行程数万里，遍访200多位老同志和党史工作者，对近百万字的材料去伪存真、逐一核对，最终写成《廖乾五》一文，找到了廖乾五的出生地，纠正了名字发音，一点一滴地为近代史上这个赫赫有名的革命勇士提供了“精准画像”。
在初期的党史研究中，没有经费，张守宪就自掏腰包；后来有了经费，工作中还是有很多需要自费补贴，往往是出差一趟还要搭上差旅和工资。即便如此，张守宪依然心甘情愿，听到哪里有史料情况，非要过去看个究竟才踏实。也正是这份毅力与决心，让张守宪从被老鼠咬过、火烧水淹过的材料中搜集到一个又一个“国宝”级史料，其中有杨虎城的入党申请书、刘志丹的一张半身照、李子洲参加党的“八七”会议的证据，等等。
顶天立地：穷尽一生为党史，诚朴勇毅追英魂
1991年，张守宪（右一）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共党史人物传》50卷座谈会
59载光阴，张守宪从一个农民的儿子变成知名党史研究者；一双脚走出老家河南，走遍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二十万里路。但无论走多远，他的眼里始终保持着少年时代的清澈，心里一直记得出发的原点，秉承西农人诚朴勇毅的校训奔走在党史研究的路上，成为一个立德树人的优秀教师，一个顶天立地的党史研究者。
任教期间，张守宪一直担任本科生、研究生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等课程的讲授以及有关党史专题辅导报告，年均课时量1300学时以上。同时，他还兼任陕西省党史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等社会兼职，以及社科部党支部书记等行政管理工作。怀着对教学工作的敬畏与赤诚，张守宪充分利用党史研究反哺课堂，结合一手资料不断丰富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尤其注重启发式讲解与实践教学，努力引导学生形成“大历史观”的思维方式，将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火种种到学生心里。听过他讲课的学生提起张老师无不拍手叫好，那种感染力、吸引力、说服力带领大家走进了革命烈士为新中国而奋勇拼搏的战场、走近了马恩主义经典著作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
为人师范、著作等身的背后，是张守宪超高的时间管理能力和严格的自律，更是鲁迅先生笔下“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写作上”的生动实践。他几乎没有休过节假日，即便是除夕夜，他也是被家人从书桌前“赶”到饭桌上。哪怕是生病住院期间，他也将病床变成了临时书桌，孜孜不倦地写作，不少作品都是他在病榻上的思考。《中共党史人物传》50卷出版后急需的索引，就是他在病中带领团队认真完成的。
精彩的课堂教学、丰硕的党史研究成果，让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张守宪散发出迷人的人格魅力。一份份史料写好了，一项项“光环”飞来了，他待人始终如一。凭借作品以文会友，张守宪常和张达志、师哲等老前辈交流研讨。在党史研究中，张守宪对每一个提供信息帮助的人都充满尊重、心怀感恩。1983年，在安康搜集廖乾五信息过程中，当地干部考虑到张守宪作为“城里人”进出深山路途不便，就准备把住在深山的老人叫到乡政府座谈，张守宪坚决不同意，说道：“我们还年轻，我们不亲自去，反而把八九十岁的老人家叫出来，这怎么都说不过去，还是我们过去！”1985年，在上海调研过程中，原本走访一位老同志，结果不巧当天刮起台风，在城市几近瘫痪的背景下，他依然准时按响了老同志的门铃，因为“和老同志约好的，就不能随便爽约”。
对于自己的研究成果，张守宪从不吝啬，先后无偿向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170多家单位或个人提供自己辛辛苦苦搜集到的史料和照片，回复答疑信件、提供资料共计300余件次。用他的话说，我们搜集史料也获得了很多人无私的帮助，所以分享同行是应该的。
在西农任教期间，张守宪几次放弃去西安工作的机会，心甘情愿地在杨凌工作了一辈子，可以说他是“扎根杨凌、胸怀社稷；脚踏黄土、情系三农；甘于吃苦，追求卓越”的“西农精神”的代表。
1991年6月28日，张守宪作为除北京外唯一一名应邀出席人民大会堂《中共党史人物传》50卷出版座谈会的党史专家，聆听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这套丛书的高度评价，他的双眼模糊了，文章千古事，干枯寸心知，过去为史料奔波的一幕幕浮现在眼前，伴着泪水，他眼前浮现出一个又一个革命烈士，他终于可以笑着向他们致敬。
长期的辛勤工作积劳成疾，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1980年，急性肾炎给他敲了警钟。1992年，他又被查出肝硬化早期，住院期间他表面答应家人好好养病，但稍有精神依然偷偷翻阅资料、撰写文章。长期抱病工作，他的身体情况不断走向恶化，长期的党史研究，让他心中汇聚了无数革命烈士顽强拼搏的革命精神，而他也一直用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与病魔抗争，在最后的日子里，肝硬化引起的腹水溢满了腹腔，呼吸都十分困难，但是家人从未听到过他呻吟，他还努力笑着对家人说：“从小到大，什么困难、艰险我都遇到过，这次也一样。只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我就一定没事。”
1996年4月26日，张守宪因医治无效辞世，弥留之际的他，最大的牵挂依然是史料撰写注意事项，耗尽最后一丝力气叮嘱同事一定要在文章中感谢提供了史料信息的农民……怀着沉痛的心情学校同事们在张守宪的追悼会上奉上“跋山涉水立传先贤，敬业乐群尽瘁春秋”的挽联。曾跟随张守宪采访调研的《革命烈士》编辑部的宋登回忆他时这样说：“跟随张老师外出采访是极为辛苦的，想起张老师，我就会想起臧克家那首《有的人》，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首诗在我心中，就是写给张老师的。”
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吴崇信说：“如果陕西党史界树立一面旗帜的话，张守宪教授就是这面旗帜。”这面旗帜，一直飘扬在所有深痛怀念张守宪教授的人心中，激励着大家向他一样爱党、爱国，用实际行动向伟大的党史致敬！
编辑：王学锋
终审：徐海
